《拯救肝脏》丙章 带中医走出国门（四）

    近年来，国家卫生部或中华中医药学会、国家中医药管理局多次在上海、深圳、海口等地召开全国性学术会议，均委派耿兰书作专题讲座，论述关于肝硬化脾大门脉高压的治疗体会及运用中西医结合三联法治疗肝硬化顽固性腹水的疗效观察，得到了专家一致好评。

    随着一个个难题迎刃而解，耿兰书一次次叩开世界医学殿堂之门，一次次昂然站立于国内外学术之林的讲台上。他认为应当让中医成为中国文化输出的品牌。

    河北省卫生厅、中医药管理局就开始调研和审批，让耿兰书牵头组建河北中医肝病医院。

    这个受命筹建中的医院，要不要带“中医”二字？究竟该如何看待中医?

    耿兰书认为中医不仅仅是中华瑰宝,而且是科学发展的非常重要的参照物。

    当时的形势是，中医正面临“存废之争”。

    耿兰书晓得，自19世纪西学东渐以来，对于中医学的发展有数次大规模的争论：

    次是19世纪关于中西医优劣、异同之争。

    第二次是20世纪初叶的两次存废之争——清末民初，由于满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战败投降，割地赔款，丧权辱国，致使一批知识分子尤其是留学西方的知识分子不加思索地把中国暂时的落后与挨打归罪于中国传统文化。那时的中国还没有任何科学精神,所以很多西方舶来的东西都被接受,而许多传统的东西则遭到批判,其中难免有偏激之辞。他们要全面打倒中国文化的一切，中医也未能幸免。有人曾把宣传西医与变法维新联系在一起，视中医为末技。后来官方人士参与了存废之争。1914年北洋政府教育总长汪大燮极力主张废弃中医药，政府曾经两次正式取消中医，遭到中医药界的强烈反对。1929年南京政府次中央卫生委员会竟通过余岩等17位医生提出的“废止旧医以扫除医事之障碍案”，引起全国中医药同业人士纷纷罢工停业抗议。当年3月17日，上海在召开了全国中医代表大会的同时，组成了有谢利恒、隋翰英、张梅庵、蒋文芳、陈存仁为代表的5人赴南京请愿团。请愿团在南京谒见了谭延闿、于佑任、林森、蒋介石等政要。“3•17”抗争活动取得了胜利，此后中医界把3月17日定为“国医节”。此次抗争推动了中医界的理论探索，探索中认识到中医药学是一个独特的理论体系。

    第三次是20世纪中叶以后的发展路线之争。人民共和国在中国的创建，是划时代的历史变革。20世纪50年代以后，中医药工作者的理论和实践也随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但其中也不时挟有“中医不科学”思想的回潮。例如1952年余岩等人再次亮出了取消中医的提案，此次回潮以受到严肃的批评而结束。毛泽东主席提出“中医药是一个伟大的宝库，应当努力发掘，加以提高。”下令当时的每一个城市都成立中医院，办中医教育。据朱德同志的保健医生回忆，朱老总曾经说过：如果有中医、西医，我宁愿选择中医。后来“发展我国传统医药”被庄严地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然而，近年来又有人给中医列举罪状：装腔作势的医理解释；推行异物、污物、毒物入“药”；以严格的“奇方”追求“奇效”为难患者，并为医生的无效施治开脱责任。

    受各种因素影响，中医的发展不能不遭遇“尴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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